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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美经济战泡沫消退,地缘政治摩擦犹在

February 27, 2017

2017年2月26日文本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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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美国政府在中国汇率操纵方面发出的信号耐人寻味: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仍然把中国称为操纵货币汇率的“总冠军”,但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Steven Mnuchin)在接受彭博新闻社等媒体采访时说,财政部不会在近期内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在采访中提及他曾与中国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很好的交谈”。

2017-2-26

题图:在白宫总统办公室 ,美国财政部长斯蒂夫·努钦在彭斯副总统主持下宣誓就职,她的未婚妻在场(2017年2月13日)。川普总统出席了努钦的就职仪式并称赞他说“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真的掌握在能人手里了”

总统指中国操纵汇率是事实,财长表达的则是美国的相关政策。看起来非常矛盾,其实还是与以前一样,从现实出发考虑,不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区别是总统的态度:历届总统对事实表示沉默,川普继续公开指责。

中国为何不可能被定成汇率操纵国?

对美国财政部在政策方面的考量,我并不意外,即使在中国方面最担心之时,我也多次在各种场合说过,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但却不可能被美国定成汇率操纵国。如果美国想这样做,一是必须修改现有规定,为中国量身打造一套标准,对于讲求规则的美国来说,这有困难;二是美中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牵制,其中美国内部就有强大的掣肘力量。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大楼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大楼

2016年10月中旬,美国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报告称,如果一国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就会被定汇率操纵国。这三个标准是(括号内附美中双方数据):

1、该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201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中:2016年对美贸易顺差2507亿美元);

2、该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以上(2016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为GDP的1.9%,低于2015年的2.7%,美中数据一致);

3、该国必须通过反复净买入外国货币持续压低本币,一年内购买外币总量超过其GDP的2%(中国去年外汇储备处于净减少状态。截至2016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降至3.01万亿美元,为2011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年累计缩水3198.45亿美元,降幅达9.6%。今年1月再降至2.998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指出,在上述三项评判标准中,中国仅符合其中一项,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远超过200亿美元,除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之外,其他两项中国不达标。

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面临哪些困难?

川普总统要想实践竞选时的承诺,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至少有两重困难:

1、受限于美国财政部行之多年的规则

对美国财政部设定的汇率操纵国这套标准,中国只触及了贸易顺差一项,但德国、日本、瑞士、南韩及台湾却触及了两项。例如日本触及了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盈余两项,因此,此次中、日均被列入“观察名单”。

美国是个法治国家,要想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必须修改标准。但美国对外贸易不止中国一国,因此修订时得顾及其他国家情况,不能专为中国量身订做一套标准,这会受到国会质疑。更何况中美关系于双方而言,不是单项合作,牵绊甚多,除了经济之外,地缘政治的考量也牵制着经济。

2、多重利益相关的实际考量

于美方而言,人民币贬值过快,将对美国贸易与制造业造成打击。就在两年以前,美国国会坚持多年的要求就是人民币必须升值。但于中方而言,这要求却与人民币本身实际情形相反。

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就一直处于一种奇特的状态之中:对外,面临美国等国要求升值的巨大压力;对内,人民币却一直面临强大的贬值压力,原因是中国过去十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滥发钞票,物价迅速上涨,中国人均收入不到美国1/5 ,生活物品的价格却远比美国要贵,如果不是房地产与股市轮流做为中国超发货币的储水池,物价上涨将会更厉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完全不符合人民币实情。估计这些情况,在中美官员会谈时,都曾做为不公开内容相互达成谅解。

今年1月,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在离任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过去18个月中国为捍卫人民币而采取的措施显示出,中国政府已放弃使用人民币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的做法。如果忽视中国政府最近为开放经济采取的举措,贸然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则将危及中国在其它重要地缘政治问题,如朝核问题上的合作。

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犹在

路透社对川普总统的专访涉及的内容广泛,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包括货币操纵、中国对朝鲜核武器的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等。美国过去与中国谈判时,如同前财长卢所说,是用经济利益方面的让步换取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合作。

中国2月18日宣布,今年内将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以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川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感谢中国对朝鲜的制裁,并表示对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非常气愤,他说,朝鲜的问题对世界来说非常严重,非常危险。他认为,“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控制权,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会轻而易举地解决朝鲜的问题”。

后面这段话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对北韩的控制力早就不能得心应手,尤其是金正恩上台以来,对亲北京派持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清洗,让北京充分领教了北韩政权的不可控制。就以核武器一项来说,北韩核武是江泽民时期帮助发展的,但中朝边境早就成了核废料堆积场。养狼的结果最后是咬喂食者的手,这些难堪与后果是北京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外公开承认的。而中国对南海的想法与周边国家及美国完全对立,几乎不可能摆在桌面上谈。因此,北京对川普在路透社采访中有关中国的表态并不满意,借海外外宣媒体的口说出:虽然仍然坚称对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会谈非常满意,但更展现出在南海争议、朝鲜核威胁、国际贸易等方面对华的全面排斥。

鉴于中美关系极其复杂且诸多利益牵绊,在今后的两年内,中国只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美国多方互动,寻找利益平衡点。对中国来说,比较有利的是,正如副总统彭斯所言,“川普领导的是‘说话算话的政府’”,目前关心的重点是美国国内事务,正在推行的大量改革,包括废除“可负担的医疗法案”、税务改革和非法移民制裁。这些占用了政府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只要北韩少折腾点动静,中国在南中国海停止造岛,地缘政治上的摩擦也不会太多。只要不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中国就能够获得较多经济调整的国际空间,而国内经济痼疾是否能调整好,则完全看中国自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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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祭事》四人谈: 只有恐惧弥漫, 专制才能畅行|端传媒

February 2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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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并不遥远,它的阴影甚至重新笼罩了我们的生活……

[ 编者按 ] 中国“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纪录片导演、学者艾晓明的作品《夹边沟祭事》也完成了。它记录了六十年前那场疯狂运动,1957年,中国当局将三千多人划为右派、反革命和反党分子,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截至1960年,前后三年的劳教过程中,2000多人死于虐待和饥饿,最后只有几百人幸存。2014年起,导演采访了目前已不多的夹边沟幸存者、遇难者的子女,当年的管教干部及后代,听他们讲述往事,从不同角度了解劳教与大饥荒成因,这部影片将于2月25日公映,希望邀请观众一起思考:为什么幸存者坚持纪念亡灵,而他们的心愿却仍旧不被政府容许实现。

公开放映前夕,同为纪录片导演的曾金燕邀请导演艾晓明、纪录片导演闻海,与毛泽东研究者蔡崇国,一同讨论拍摄纪录片的困难与意义。

曾 = 曾金燕
黄 = 黄文海(闻海)
艾 = 艾晓明
蔡 = 蔡崇国

用文学的细腻抢救历史见证

:2014年起,艾晓明老师开始采访、拍摄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和家属,完成纪录片《夹边沟祭事》首个版本,成片五集,片长六小时十五分钟。黄勇梳理了2001至2006年之间“夹边沟”右派劳教相关的文学书写,其中公众了解较多的是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系列作品和和凤鸣的自传。关于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影像记录,比较重要的有王兵导演的纪录片《和凤鸣》,也就是和凤鸣一个人在影片中从头到尾自述个人右派经历。王兵还根据杨显惠的报告文学《夹边沟记事》做了一个剧情片《夹边沟》。实际上他还拍摄了有关夹边沟事件的大量纪录片素材。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他关于这个题材的其他纪录片。

 

夹边沟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导演、拍摄、剪辑:艾晓明
片长:375分钟(5集)
发布:2017年

:对。还没有剪辑出来,据说有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但写夹边沟你肯定不能回避王兵。现在国际上对夹边沟农场右派死亡悲剧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王兵的剧情片《夹边沟》。2010年,影片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作为“惊喜之作”首映。我当时看完《夹边沟》后印象很好,这电影还是应该在院线大萤幕放映。王兵是用极简的方法表现夹边沟。总的感觉像一个人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夹边沟拍摄了一部当时事件的纪录片。现在回看觉得还是有些单薄。年青演员的表演没有将人物立住。那个演上海女人的演员一哭就露怯了。王兵最好的影片还是他的纪录片。

我看过一些他拍的夹边沟素材,有时一个镜头就静静的拍一片荒凉的盐碱地,非常的漫长,在大萤幕上可以看到地上散落的骨头,偶尔露出来。我没有看过王兵关于夹边沟的访谈,不知访谈到什么程度,因为他的拍摄大部分时间是不提问的。我比较期待这个作品,但不太清楚现在是什么具体情况,应该和艾晓明的作品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艾晓明影像方面不一样的东西在哪里?

:艾晓明是文学系的老师,我也采访过她,她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文学系推开一道门,就直接到新闻系了”。她的意思是这两者是互通的。我觉得她的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报导性。她的优势又在于她是一个学者,再加上纪录片的在场性,构筑了她的纪录片最凸出的部分。

艾晓明在抢救历史见证。而且,由于是艾晓明的采访以及她和这些受害者的关系,让口述史非常完整、坦率、准确。这些悲惨故事,人吃人的故事,当事人居然全部把它说出来了,毫无保留的将他们掩藏的经历,最痛苦的隐私全部呈现出来。

她这部《夹边沟祭事》,我觉得非常好。她与拍摄对象共同的经历,让被采访者对她是完全的放心、坦率。而且她的提问也很到位。在这部影片中,艾晓明在语言叙述上没有任何的遮掩。那些人吃人的细节,她全部给它呈现出来了。她对这个题材应该是毫无顾忌、毫无保留的,把那些受访者当时的处境用访谈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这是影片最让人震撼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艾晓明的这部纪录片,在某种意义上比王兵那个剧情片《夹边沟》的影响要大。那些当事人,就要死绝了。艾晓明在抢救历史见证。而且,由于是艾晓明的采访以及她和这些受害者的关系,让口述史非常完整、坦率、准确。这些悲惨故事,人吃人的故事,当事人居然全部把它说出来了,毫无保留的将他们掩藏的经历,最痛苦的隐私全部呈现出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实证。

从影像方面来讲,其现场性的东西我们无法去评价,因为它是只此一家,而且它又是很直接的跟那些人(采访对象)的关系有关,所以她能呈现出现场来。但我不知道艾晓明抽离出她的知识背景来拍一些东西,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我不是特别清楚。

夹边沟并不遥远,它的阴影甚至重新笼罩了我们的生活。

:黄文海感觉敏锐,是电影创作的内行,总能看到别人优点,我挺感谢。

好多人看作品关心内容,没有问过技术制作的问题。但是作者本人更多考虑的是怎么做,故事怎么讲,挑战性在哪里;怎么去解决问题。采访我的人和我讨论到观点立场,但做片子时,观念立场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片子要感人,需要视觉语言,要找到方法用画面来表达。一般的人,不太从这些角度上提问。这和我在创作中经历和克服的困难不一样。正如你写作,难处是在怎样提问、措辞,完成论辩过程。大量功夫花在提炼和表达思想,使其脱离最初的冲动和混沌状态。思想必须通过表达而形成论点,在这个艰难过程中突围。

:在创作纪录片《夹边沟祭事》中,你如何构思的?这部片子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就想:夹边沟不是空白,已有一些文字叙事。又有王兵的故事片《夹边沟》和纪录片《和凤鸣》。胡杰也拍过夹边沟,我听他说过。别人都做过了的工作,我还要不要做?但我和这个题材的相遇是一个现实处境,你从影片开头可以看到。我们是今天来祭奠夹边沟农场死难者的“现在”(present)的人,我们从自己的感受进入夹边沟,而不是单纯地处理一个历史题材。

随着片子的拍摄剪辑进展,这个状态的现实性越来越明确了:夹边沟并不遥远,它的阴影甚至重新笼罩了我们的生活。例如,我们今天亦然经历困境,言论自由受打压,无辜者被定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至今没有得到落实,连公开要求人大批准两个公约的行为都被当做罪证。

如果这是秘密,不能公开讨论,那正说明,威胁人们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追忆亲人、哀思亡者,这原本是人性的正常流露,为什么要剥夺对受害人的记忆和纪念?

对毛泽东时代那段历史的评价,是摆在今天的问题。《夹边沟祭事》的第五集〈魂归何处〉,其中有一段是建碑(夹边沟农场右派死难者纪念碑)发起人之一张遂卿先生的情感爆发,他说出了问题要点。他说,从夹边沟的毁碑扬骨,可以看到文革打砸抢的暴力卷土重来。这就是今天的沙尘暴。这个比喻是一个警号,我们不能不思考,它的危险在哪里,有多严重。夹边沟死难者的纪念碑被砸了,这是现实也是象征。象征当权者阻止人们面对历史,要遮罩对悲剧成因的探讨。专制的问题还在那儿,过去没有解决,现在依然没有。

我在这创作中,经历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我们被阻拦在夹边沟之外,不允许我们前往右派坟场祭奠遇难者。那段历史里仿佛有某种密码,但当权者不允许解码。我感到,如果这是秘密,不能公开讨论,那正说明,威胁人们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追忆亲人、哀思亡者,这原本是人性的正常流露,为什么要剥夺对受害人的记忆和纪念?

这部纪录片也处理记忆的主题,很多故事存在于亲历者的记忆深处。尽管我也看到,一些人为了生存和晚年的平静,努力压抑隐忍;按照意识形态框架去约束自己。有关反右、劳改、饥饿、死亡的记忆,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约束,变成“娘打孩子”之类的解释。

这都是对个人记忆的强制性扭曲,只有当人们摆脱这种强制,把个人故事讲出来,我们才看到另类历史。我不是说有一种统一的本质真实,而是个人有亲历的真实。它是这样备受压制,以至于找不到语言来表达。

我们要进入那段历史空白,虽然有了胡杰、王兵等很多影像先行者,但空白还是无边无际。我们需要去找到个人记忆的语言,让失传的故事进入公共叙述。

 

 

艾晓明导演。图: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提供

纪录真实之难难于自我审查的社会

:你刚才也提到做纪录片的困难,在影像表达方面,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夹边沟事件发生在五十多年前,我希望观众能够设身处地地想像那时的环境。我是2014年开始拍摄的,前后两年多时间。而到2017年,就是中国反右的60周年。甘肃酒泉一带地形地貌有很大变化,夹边沟也再不是满目荒凉。它现在是夹边沟林场所在地。我和我的向导、协助者走了很远的路去拍摄沙漠的原始状态,包括它在春夏秋冬的不同相貌。没有这些画面,片子就成了纯粹的访谈录了。

实地拍摄是基本方法,这方面我们的确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去到马鬃山公婆泉拍摄了劳教遗址,是对夹边沟记录的补充。因为一直都没有人披露过,有一批夹边沟农场的劳教这被送到了四百公里之外的边境去炼铁,很多人人死在那里。从酒泉过去,有时候跑一天,最后弄到片子里也不到半分钟的画面。我觉得这是影片在视觉意义上的价值,在观众看来不过是一个画面,肯定也不如好莱坞拍的好看,但我们是实地采景。也就是说,在做视听证据方面下了功夫。

:在你片子中,有些人物有很强的叙述能力,他们把观众带到当时的生活情境了吗?

:我觉得讲述的生动与否,并不必然表明事实如此。重要的是,一个人真诚进入回忆时,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状态、人性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真实。从这个人的言说,观众可以感觉和判断,他的讲述是否可信,他如何经历过去,目睹过怎样的灾难。即使一部纪录片全部由人物采访构成,只要采访够深入,观众还是可以感受到个人故事的重要,会被讲述者的内心波澜吸引。

你要用政治正确的、统治者的立场去解释,而不是用你自己生命的经验去解释。最普遍流行的就是娘打孩子,打错了,你娘也认错了,向前看吧。

:每个人都有记忆中的真实,你在以前的采访里也讲了表现真实的问题,对你来说,这个真实究竟是什么?

:我说过,没有统一的所谓本质真实。真实是每个人的经验。而讲述的情况也不一样,人们的政治经验和苦难遭遇,都是个体化的。意识形态总是强化某种解释,惟权力加持的解释是安全的,个人凭心而论却有风险。你要用政治正确的、统治者的立场去解释,而不是用你自己生命的经验去解释。最普遍流行的就是娘打孩子,打错了,你娘也认错了,向前看吧。

谁都不是傻子,独裁者造成的悲剧,当事人都明白。人们依然有顾虑,因为惩罚言论自由的社会机制依然如故。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国最普遍。社会控制者对人们依然有生杀予夺大权,你若不“爱”他,就没有安全感,甚至失去基本生存条件。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就算“娘打孩子”吧,这话是屏障、安全帽;它也有各种变体。例如悲剧已然过去,不要再提。或者说过去错误是局部的,现在已经改正。的确,相比50年代,人们的自由增多了,言论管制远非50年代那样严酷。但强权控制、一党专制没有变,这是社会本质。

还有人用文革的概念来解释当下的贫富矛盾,寄望于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改造社会。幽灵从未走远,这是我的强烈感受。

夹边沟幸存者都在老去,很多人离公共世界渐远,有些人在拍摄过程中去世。但通过纪录片,他们重新发出声音。这时,每个受访者依然面对言禁的困扰,要做出讲不讲、讲什么、讲多少的选择。依然有人说:你把机器关掉,我就告诉你。人们私下里直言不讳,一旦面对公众,自我审查机制就会启动。

夹边沟农场解散了,但是它的历史却没有结束。2013年末,甘肃兰州的右派难友发起建立夹边沟纪念碑,全国各地都有右派老人响应倡导,捐款支持。但这块碑挺立了两周时间就被摧毁,公共祭奠成为禁忌。拍摄《夹边沟祭事》过程中,我一直在跟这种禁忌打交道。所以我认为《夹边沟祭事》不纯属于历史题材,它同时是关于当下的。

我们和过去有很多冲突性的对话,现在来看冲突不断发生。我们以为过去的东西重返现实。如大型红歌会堂皇开幕,不断有人为文革招魂。还有人用文革的概念来解释当下的贫富矛盾,寄望于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改造社会。幽灵从未走远,这是我的强烈感受。所以说,《夹边沟祭事》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现状的讨论。展开这个话题也有困难,不像讨论犹太人大屠杀——奥斯维辛(于纳粹德国时期建造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南部)已经关闭了,纳粹罪行被追究。但我们讨论夹边沟悲剧,如同研究反右等历史错误一样,都有一个身在其中的困境。

 

 

艾晓明:“把痛苦变成整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是极权社会特有的。”图片来源:曾金燕提供

无法用极权的社会语言来言说痛苦

:回到纪录片本身,你的受访者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困境以外,是不是也有一种语言上的困境?

:语言困境不仅仅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文革前当代文学回避苦难,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很少把痛苦诉诸语言。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一方面不允许描写现实缺陷,遑论痛苦的心理情绪,而另一方面则赞美吃苦的态度,要求人们把享受痛苦。所谓吃苦,是革命道德的标志。我们都受过吃苦教育,以苦为美为乐。古语也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的说法;问题在于,把痛苦变成整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是极权社会特有的。

人必须把这一切舍弃掉,让共产主义投射到自己的生命,才值得一活。它是这样的解释过程,所以人们很少描绘痛苦,而且习惯于回避。

极权社会抹煞人的基本需求,也蔑视人的兴趣爱好。就算生活中充满痛苦也不能说,像片子里和凤鸣教授讲到的:你不能说肚子饿,要说了,那就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你看一个具体的身体感受,被解释为反党罪恶。这个经验的确有政治对抗性,对抗了谎言。但人们久不言说,也就失去了说的能力。

专制统治者美化痛苦,从而让人们不计代价去追从他们。专制意志通过乌托邦的道德理想去控制人,这些道德信条包括,生命必须献给集体、理想、领袖,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没有价值。生命本身不构成价值。

它不承认个人价值和生命自在自足的意义,人生而俱来的权利在极权话语里没有位置。人必须把这一切舍弃掉,让共产主义投射到自己的生命,才值得一活。它是这样的解释过程,所以人们很少描绘痛苦,而且习惯于回避。当你真的去面对,自我的处境是很难堪的。回顾人的精神扭曲和分裂,陷自我于不能承受的羞辱。这也许是人们不太回忆的一个原因。

:谈到与当下社会的具体关联性,你觉得你记录的真实,跟你的经历、你的处境有直接关系吗?

:我觉得也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关系就是说,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我的少年时代跟片中人物有相同经历。同样被灌输那套共产极权话语,同样崇拜领袖。很快,少年人也就长成政治需要的“革命小将”,狂热投入文革这场大运动中。虽然说采访对象年长于我,更准确地说都是前辈,但我们也是同一时代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我对他们的经历没有陌生感。就此而言,他们的故事差不多是我自己的故事的上一季。我会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争取受访者理解,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开机。

如前所述,这不是太难,可能因为我和受访者是同时代人。50年代是我的儿童时代,我熟悉那个时代,不需要太多提示。再则,我去采访大饥荒研究者,我们也很容易共鸣。我们的价值观相通,彼此支持,这不需要解释。我们都是毛时代的幸存者,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过来人都很熟悉。

这可能和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去采访不一样。他们要跨过自己的年代,文革后的一代人其个人经验也不一样。80、90年代没有那么多物质的贫困,也没有那么多阶级歧视和政治禁忌。同代人之间的采访和隔代对话,有点小小区别。更年轻的导演可能采取不同的创作方法。我还没有尝试过戏剧化的手法,到目前为止,都是用直接的方式去做的。这也许是我的问题,或者限制。

它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斗,目的是巩固极权,压制不同声音,在全社会营造恐惧。只有恐惧弥漫,专制才能畅行无阻。

:你的纪录片的“真实”,跟你自己的具体处境有没有关系,包括你受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当局政府工作人员上门要求不要拍此片等等。

: 右派被看作异议者,但实际上很多人不是真正的异议者。不少采访对象讲到,只是因为和单位里的某个领导关系不够好,或者完全是被人为挑出来凑数,这样变成敌人。而后被打入社会底层,吃尽苦头。大量被划右的人在当时真是热爱共产党的,甚至到现在为止,一些人至少口头上依然说爱党。觉得他是党和国家的“自己人”。这样的遭遇是阶级斗争的恶果。反右运动和其他政治运动一样,是以阶级斗争为原则的。它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斗,目的是巩固极权,压制不同声音,在全社会营造恐惧。只有恐惧弥漫,专制才能畅行无阻。政治运动就是规训社会,重塑价值观,其代价是人的悲剧。

而我们现在说异议者,是指有政治批判的立场。这是自觉意识和行为选择——知识分子必须秉承批评立场。2008年川震,很多志愿者投身到公共服务中。那时,人们有一种想像,觉得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是可能的。谭作人的判决出来,我还写了那么长的辩护文章;即使在那时,自我感觉还可以对话,哪怕是反驳、对抗性的对话,对法庭上的检察官构成良心压力。

现在我写得少,做这部长片就很消耗时间。我也觉得批判需要独立,不必以体制的反应为出发点。互联网的兴起使人们有了交流思想观点的平台,继而意识到公民行为可以推动政府从人治转向善治。这个认识是公民自我意识很大的突破,因为多年的专制生活使人们畏惧政府,不敢介入公共政治。而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指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带来的改变,让维权的概念正面化了。

公民努力可以带来改变。这个幻想已经被政府行为打破。 现在的政治打压已经清楚宣告,政府非常强势,它不需要倾听,它已经把自身偶像化了。

“公民”的意义在于,公开要求兑现法律上写入条款的各种权利。公民身分的兴起,是在这一意识基础上。公民和官府的冲突被想像为观念冲突,是官员坏不是体制坏。维权运动是和平的社会运动,也是公民自我教育和成长的实践。权力的恶,被想像为是可以对抗的,只要公民的观念力量(批评、舆论监督)够强大。

现在看来,这样的政治想像很幼稚,也受到党国多年将自身理想化的影响。新公民的想像基于一种温和的政治理想,就是说统治者能够回应公民诉求,认识到统治方式的缺陷,进行调整改善。因此,公民努力可以带来改变。这个幻想已经被政府行为打破。 现在的政治打压已经清楚宣告,政府非常强势,它不需要倾听,它已经把自身偶像化了。过去那种把批评者妖魔化的逻辑也一一重演。

但是公民的理想和运动实践,培育了大量的社会运动成员。这种社会运动的能量是存在的,消灭社会运动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真实”。

 

 

《夹边沟祭事》导演艾晓明:“幽灵从未走远,这是我的强烈感受。”图片来源:曾金燕提供

伤痕悲伤的回忆会带我们走向更善良的社会

:当下中国迫切地、广泛地需要再谈夹边沟劳教农场。但在世界范围内,《夹边沟祭事》一类的作品意味着什么?

:讲苦难、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苦难,在西方是有着非常久的历史,20年代,30年代就有,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无数的回忆录、小说描述了苏联,后来也有中国的集中营,描述了数百万,包括精英的杀戮,特别是精英。还有被饿死、冻死的。在那个时候,这种悲剧的揭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时苏联的极权及它的不断扩展对世界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揭示古拉格这种悲剧,几乎就是对它的抵抗的最有效、最通俗的手段,是捍卫整个世界的民主制度。

正因为有这种持续的揭露,当然后来有了匈牙利事件,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古拉格不就是讲苏联的夹边沟吗?西方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加上赫鲁晓夫的内部报告──大规模动摇了人们对苏联的迷信、幻想。要知道,苏联当时的威胁是军事的、政治和制度上的,也是思想、文化甚至是哲学上的。

这种悲剧的记忆和描述引起的巨大的、持续的情感激荡,它的无可辩驳,使那些“左派”,那些大哲学家大教授雄辩的理论顿显苍白、空洞和虚伪。这是人类的情感、良知驳倒了人类的理性并拯救了人类理性。

那时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法国和义大利等国,最优秀的教授、记者、作家艺术家,如萨特和西蒙.波娃、毕加索等,都曾是史太林和集权制度的拥护者。在理论的探讨和争论中,应该说,他们这些反自由主义、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左派是新鲜的,“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这里还有道德上的优势。尤其是,人们刚经历过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一战和30年代大经济危机的记忆仍然刻骨铭心,这些不都是在“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吗?

此时抵制史太林极权的扩展,人类的理性、它的集体记忆和经验证据都无能为力,甚至都要汇集在极权的一边。幸亏有历史的悲剧的回忆,有无数像《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证人和证词的存在和传播。对悲剧的记忆和描述,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完全可以说是人类的生死关头,扭转了历史,拯救了人类。

这种悲剧的记忆和描述引起的巨大的、持续的情感激荡,它的无可辩驳,使那些“左派”,那些大哲学家大教授雄辩的理论顿显苍白、空洞和虚伪。这是人类的情感、良知驳倒了人类的理性并拯救了人类理性。这就是古拉格这样的悲剧的回忆、揭露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因为这样,不管索尔仁尼琴现在如何,无数欧洲人仍然是崇敬他,永远感激他。

在这时,中国人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在这里再一次陷入困境,再一次显示出它的空洞无力。因为,这种左右之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有完备的逻辑推理、足够的理论根据和经验事实来支撑自己的主张。

那么,今天我们讲中国的夹边沟,讲反右、文革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开始,我就谈到了历史与个人、集体和民族的自我认同 identity 的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谈到历史与个体、集体和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的密切关系,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回答。刚才又回顾了二战前后的欧洲历史,说到《古拉格群岛》这样的悲剧的回忆、描述对人类理性的拯救,它如何改变了历史。这些,其实也就是在说今天的中国。我们都看到今年“左”的东西在抬头,还有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民间,甚至在刘晓枫、甘阳、王绍光这样的精英那里重新泛滥。越来越多的人在担心文革的悲剧会不会在今天重演。所谓的“左”“右”之争也越来越激烈、普遍。

应该说,中国、我们又一次面临历史的转折。而恰恰在这时,中国人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在这里再一次陷入困境,再一次显示出它的空洞无力。因为,这种左右之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有完备的逻辑推理、足够的理论根据和经验事实来支撑自己的主张。一方在列出种种腐败和国进民退等经济问题后,鼓吹要加强法制、政治改革、扩大开放;另一方则列出贫富不均、经济安全、美帝的阴谋后鼓吹集权、强调国家强大和安全……应该说,人们对文革是否会重演的担心越来越强这事实说明,在两种主张的对立中,和30年代的欧洲一样,“左”在逐渐占上风。

在这理性的犹豫、彷徨的关头,对过去的悲剧的回忆、进入到细节、有丰富的形象的真实描述,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此时此刻,只有这种单个的回忆和描述,它激起、传播的感情激荡,才能重新启动一个民族淡化了的、被今天的荒诞掩饰了的集体记忆,用这种苦难、残酷的记忆、它的情感和道德的力量去抵抗遗忘、歪曲历史的企图,进而抵制、遏止再次文革的可能,用这种抵抗、抵制来弥补、拯救我们的理性,首先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理性。这是要在今天的中国避免历史的悲剧的重演的最重要、最通俗、最有效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手段。

这些悲剧的回忆和描述,不仅是揭露和悲情,它会带来丰富的文化、艺术、哲学的成果,帮助具体的个人理解人是怎么变成动物般残酷和如何走向善良、高尚,而走向善良的社会、政治和制度的条件是什么。

这里不只是回忆、情感的激荡和道德意识的复苏,更不是,至少不只是什么煽情。我刚才说到1978年后开始的“伤痕文学”,这些东西,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知道。在苏联、欧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日瓦戈医生》等作品也是“伤痕文学”。围绕着这些作品,在欧洲有长期的水准很高的反省、很多很多讨论,哲学的、历史学的讨论,并产生了无数哲学、历史、文学和伦理学作品,带来了文化艺术、哲学和社会生活的的丰富。它使人们对自己,对人性潜在的残酷和善良的认识深化,对人道主义、对道德意志、对个人的责任等的思考更深入,这就使一个民族的更成熟也更开放,使个体更自信、更有话说更有能力、有欲望和内容与他人交流、讨论,也就是个体也更开放。这些对年轻人都很重要。

所以,放在世界的背景下看,我们会知道,这些悲剧的回忆和描述,不仅是揭露和悲情,它会带来丰富的文化、艺术、哲学的成果,帮助具体的个人理解人是怎么变成动物般残酷和如何走向善良、高尚,而走向善良的社会、政治和制度的条件是什么。因此,我们作为人的生活,也会更丰富、有趣和快乐。

此文节选自曾金燕与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教授、蔡崇国和独立纪录片导演黄文海的访谈,编辑稿经过访谈参与者审校。原标题为〈影像再现夹边沟:苦难的语言和政治──艾晓明、黄文海、蔡崇国谈《夹边沟祭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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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宵: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February 26, 2017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一  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和记者在一起时,杨显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首先一定要由他做东,其次一定要喝上两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当然是都是夹边沟。

酒酣耳热之际,58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9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1960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40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16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简出,他的创作仍然以西北戈壁滩上16年的农场生活为主。

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日显边缘化,中国的作家们整体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转入商业化写作,还有人沉醉于描摩世俗生活,笃信文以载道的杨显惠也面临抉择。

这个时候,“夹边沟”从心底深处顽强地冒了出来。

杨显惠放弃了以建国后西北地区劳改农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没有名,没有利,我也认为值!”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

虽然杨显惠对夹边沟的来龙去脉已不陌生,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让他震颤不已。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开伤疤,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二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至于为什么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 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劳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据高台县明水河农场的宗华先生所述,现在的明水农场,就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灵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 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以自由地交谈,随便地说。躲在黑暗处偷 听的人们虽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 的灵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宗华说,他自己就曾 在这里偷听过灵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他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 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本文曾于2004年9月15日在五柳村发表。

为什么重翻毛时代的记忆——艾晓明谈纪录片《夹边沟祭事》

February 26, 2017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5/2017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夹边沟(网络图片)

2月25日,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放映室,中国知名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的最新作品《夹边沟祭事》首次公开放映,加上映后对话,这场放映会从下午1点钟开始,直到华灯满街的晚上9点方正式结束。这部《夹边沟祭事》共分5集,长达六个多小时,讲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发生的故事:两千多名右派在荒漠、戈壁中被强制劳动,饥寒交迫,只有数百人因为偶然机会幸存。艾晓明强调,“夹边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它的伤害延续到当下,围绕它的抗争延续到当下;而我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在本篇访谈中,艾晓明谈到她对《夹边沟祭事》的思考以及纪录片之外她与夹边沟的故事。

问:过去你的纪录片作品一般跟维权抗争运动相关,这次为什么会做“夹边沟”这个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艾晓明:这可以说是意外促成的。2014年清明前,我到甘肃敦煌旅游。我的计划中也包括顺便去夹边沟看看,因为它是当代中国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我还想拍一点和内地都市不一样的西部外景。3月底我到了天水,那里的右派老人说起清明节要去夹边沟纪念,还说起他们建了纪念碑,但是碑被砸了。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线索,这里出现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我非常关注的。近年来各地开始出现有关过去悲剧事件的纪念碑,例如河南信阳的一位农民建立的粮食关纪念碑、云南东风农场出现的右派纪念碑,我们广东还有在汕头建文革博物馆。碑是一个记忆,纪录片也是一个记忆。砸碑的事情,天理不容。地方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做?但我没有想到要拍片,因为文字和影像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夹边沟的叙述。

我到敦煌旅游完了,4月4号到明水见到参与祭奠的五七老人,还有夹边沟遇难者的子女,还有兰州的右派难友、具体负责建碑事宜的张遂卿先生。张先生事先告诉了大家有关清明祭奠的消息,结果我们一到酒泉,维稳干部就出现了,警察也可能早就把老张盯住了,我们把东西放在宾馆方面就租车去夹边沟,维稳干部跟着拽着说不能去。我们没理睬,招了一个出租车就走了。但是他们根据车牌号通知了出租车行,车行不停地打电话要司机返回。

后来我们还是往里去,但路上早就设了岗,说什么军事演练,不让去。这个情形出现在第二集的开头。

第一天没去成,第二天我还是想去,我们又叫了一个车,先去看了石料场里被砸的碑,然后再去到接近夹边沟的路口。那里,前一天设的岗已经撤除,我们以为可以进去。结果到夹边沟林场大门口,那里又设了岗,两排穿迷彩服的人站在那里。

这个情形后来成为本片第一集的开头,由此拉开夹边沟祭事的序幕。观众也就和我们一起进入到冲突中,这是一个当下的冲突:有关记忆和禁忌。但当时我还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否有充分的人脉线索可以支持完成这个作品。

我就想,姑且试一下,做多少算多少。一开始我不知道新意会在哪里,因为已有王兵的故事片《夹边沟》,还有凤凰台等做的视频采访等。我从夹边沟回到兰州采访了和凤鸣、陈星等老人,还有其他建碑的支持者、发起人,我感到有一种力量来推动我定下这个题目:这是一场当下的抗争,有关记忆和遗忘以及为什么不容遗忘。

这不是历史问题,我做的也不是纯历史性质的纪录片。我们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看看那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和当下有密切关系,因为一直有人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并且歌颂那个时代。

另一方面,为什么受害人要纪念难友?为什么他们坚持保留记忆?这里面才有新的故事未曾被讲述,它成为我的创作动力。

问:后来怎样终于进到夹边沟里面的呢?

艾晓明:清明节那次没有去成,五月份我又去了一趟。我想一定要进到夹边沟。我从新到兰州,再到酒泉。事先我约了协助老人们建碑的师傅,他是夹边沟移民,他了解建碑过程,曾负责这个工程。

清早六点我和一位志愿者朋友从酒泉下车,约好的师傅没来;我隐约觉得有车跟我。后来我告诉师傅说我们到了一个牛肉面馆。师傅来了,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面,用眼睛扫了一下,意思是“他们”在旁边。他说今天你不能去,他们准备好了不让你们去;说是上面昨天就给他电话了,他不能陪我们。我就说我们不去夹边沟,这样他和监控他的人就先离开了。

我们转道去了高台明水拍外景,当天傍晚回到酒泉,立即叫了出租车去夹边沟。但司机不知道地方,我们在新添墩当地老百姓的坟场转到天黑,也没有找到右派坟场——其实它就在不远处。

第二天清早,打个车再去。这次进到了峁家山风口,找到了那个右派坟场。沙地里还能看见当年埋人的破棉絮,遇难者的衣服也还在。我和我的朋友从坡底一直走到山坡上。四周的人很容易发现右派坟场有人,也没处躲。我们在那里大概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两个人阻拦我们。

我不想发生冲突,我们就两个人。要是录像带被拿走了,这一趟就白跑了。看见有人来,我就把摄像机给了我的志愿者朋友,我说你开机,对着人拍,随便拍什么。

我跟他们交涉,他们盘问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说这里不能录像。我说不能录我们就回去。他们说,那你们不能走,我们要打电话给区里……他说的地方话我也不太懂,反正意思是打电话给区里的国保。我们就被滞留在那里,一旁是被挖掘破坏的夹边沟纪念碑遗址。我老想把录像带藏起来,但两个阻拦我们的人其中一位女士就跟着我。我说我要去方便,她说方便也要跟着,就没什么地方可藏。

结果他们把我们扣了一段时间,大概几十分钟,就让我们走了。可能他们打电话过去,对方给他们的回话是不在那里拍就算了。所以我们就走到有出租车的地方就离开了。

这样我第一次拍到了夹边沟右派坟场里面的状态,努力了四次,第四次才进到了夹边沟里面。

问:对于大陆关心反右问题的人,夹边沟的故事并不陌生?

艾晓明:我觉得大量的人会认为夹边沟不是一个新故事,关于夹边沟的文字叙述不少,出现也很早。像杨显惠以小说的名义出的《夹边沟纪事》,还有赵旭的小说《风雪夹边沟》。赵旭后来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邢同义在国内出版了《回眸夹边沟》。

杨显惠几年前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作品在网络上流传,可以下载一些。独立电影导演王兵拍了有关夹边沟的故事片,他还将对和凤鸣教授的访谈做成了一部纪录片。胡杰也拍摄了夹边沟的故事,虽然我还没有看到成片。此外,凤凰卫视也做过夹边沟的专题片。对很多读者来说,相对于中国很多劳教农场,夹边沟的能见度应该说是最高的。

问:那现在你觉得你拍的夹边沟故事跟已有的叙述有什么不同?

艾晓明:我觉得夹边沟当下的遭遇还没有影像跟进,而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有代表性。它象征着夹边沟事件的当下处境:抹除真相,打压言论自由,摧毁记忆——这些都是当下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过去的悲剧?这个时代怎么看毛泽东时代?要不要守护我们有关历史悲剧的记忆,我认为关系到当下中国向何处去。

可以看到,现在有大量话语在美化那个时代,那意味着那一切可以重来,包括什么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之类。不否定的话,那夹边沟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再搞一遍,甚至在很多人身上已经再搞了一遍。如对不同意见者、公益人士的监禁、酷刑,对大批律师的打压……这和1957年的灾难以及夹边沟惨案的起因有同样性质。

我们写文章、做研究首先要找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构成问题也不能吸引我寻找答案。正是因为问题是那么重要,我才觉得要拍、要找这个答案。我们必须分清是非,才能建立当下的文化态度和政治立场,如果我们没有是非,谈不上其他,没有建设性可言。

今天中国社会在文化心理上为什么如此分裂,因为人们的答案不一样。正如片中一位受访者说:不谈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受益者当然不要谈;那受害者呢?受害者心里不是压着吗?

我觉得,关于1957年的记忆在今天在公共空间依然被压制,右派索赔的代表人物受监控;可能一直要把他们压到坟墓里了。右派的第二代都承受过时代创伤,但很多第三代者已经不再承载长辈的记忆。记忆被分解、扭曲,然后湮灭。为什么?因为统治者需要。只有遗忘过去,才能保证绝对权力的延续。

我们正在各个意义上回到毛泽东时代,可是,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了解那时的社会状态了。所以我觉得要去了解,这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另一个,这部纪录片包括了从未被讲述的故事,即夹边沟亲历者后代的回忆。这也许来自我作为女性作者的视角。我会想到当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撑者被遣送劳教后,他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她们经历了什么,亲情如何维系?在影片中可以看到,这是夹边沟故事里很重要的部分。

第三个,我没有孤立地讲夹边沟农场,而是把夹边沟惨案和其他劳教农场的故事关联起来了。影片中也呈现了如蘑菇滩农场、赤金农场、丁家坝农场、饮马农场等劳教遗址。

我们采访的幸存者中,如和凤鸣老师,她丈夫在夹边沟,自己在四工农场。所以我没有局限于仅仅采访夹边沟惨案亲历者。接受我采访的一位老人当时在赤金农场,他讲到人的濒死状态。我将其讲述插入其中。我觉得这些生命经验对夹边沟故事是重要佐证,很多经验是共通的。何况,如果不是这部纪录片,这位老人的讲述就无法进入影像记忆,所以我没有给自己设限。

问:关于那个时代,这部片子给了观众哪些新的信息呢?

艾晓明:从片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被划为异类的远不止知识分子。劳教者中有工商业者,曾积极参与公私合营,结果被划资本家遭到清洗。甚至有管教干部,因为发言涉及家乡饥馑,被遣送夹边沟。还有整风小组领导者,因积极带头,祸及自身。又有同情右派者,或者在工程技术上坚持标准者,还有不说话者,因为凑数被划进去。夹边沟劳教者中很多人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转业军人,还有支援大西北的年轻干部……

毛泽东时代并非是意识形态纸面上说的依靠工农兵,其实在反右运动中,社会各个阶层都遭到扫荡。搞阶级斗争需要敌人,它不断制造敌人,由此让整个社会的被统治成员俯首听命。

问:那个时代里的人有反抗的可能吗?

艾晓明:为了维持基本生存,很多人放弃了理想和立场。在极权体制下,人们失去了获得生活资源的自由。计划经济控制了市场,离开单位、户籍,个人无法得到粮油配给。如此,其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都被权力掌控了,再加上政治打压,反抗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对各位劳教幸存者都请教了这个问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性?影片呈现了他们的回答。人们都挣扎在基本的生存线上,大多数人的日常焦虑是今天能不能吃到一个馒头。

与之相关的是也没有体力反抗,片中人说,十七八岁的人站都站不起来,还怎么去反抗?反抗不了。

进一步的后果是内心麻木,这是劳教者的普遍状态:“前面一片黑”,还想什么人类、什么反抗?

听他们这些讲述,我相信观众会思考:这个社会怎么可以是这样的?怎么可以让人们回到动物性的穴居时代?甚至在最绝望时,提前挖一个坑准备好把自己埋掉。这样的时代值得美化吗?

问:那个时代的记忆到现在怎样影响着我们呢?

艾晓明:这个时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1949年以后,我们姑且算到1978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有多长时间?29年。相当于一个人的半辈子,差不多两代人是在这样一个扭曲的、非人的状态生活下来的。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态度。

这个强大的文化态度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形容,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普遍得多、严重得多。它成为生存的基本态度、无所不在的集体无意识;由此进一步发展出当代国人的畸形人格。

这种人格就是不论是非,尽可能接受各种扭曲的东西。人们习惯于把谎言合理化并内在化,以便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所谓言不由衷,所谓自我审查,概莫如此。理性生活的后果就是内心分裂,为安全计,只能摒弃有关是非的理性判断。久而久之这反而成为正常,无理性就无痛苦。

我也遇到这样的人,父亲在夹边沟遇难。为了当下的安宁,他们谢绝了我的采访。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主要是忧虑。担心接受采访会影响到自己的晚年生活,特别是会对孩子不利。这种情形让我感觉到,那个时代的阴影一直在那里。无论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好,过去的创伤都没有愈合。当他们说我不反党,我爱党时,我看到的却是恐惧。

但在片子里也有很多老人,他们勇敢而坚定地讲述过去。尽管也有恐惧,有自我审查,但理性判断帮助他们承担了这份讲述的责任。

我景仰老人们的勇气,也理解人们对安全的基本需要。如果有人说:不要用我的采访,因为我的儿子还在哪个机关工作,我不想影响他——我就不会用对他/她的采访。在纪录片里说话,在目前的社会处境中发言,这和到法庭举证有类似之处。我们必须征得讲者同意,而不能把人带到他不愿意承担的风险里。

动物都有记忆,何况人。然而未经呈现的记忆无关公共利益,也不能成为社会共识。在纪录片里的讲述是人们整理个人所经历的社会史,并使其清晰化的过程。而一旦清晰起来,记忆的对抗性也随之呈现。它可能支持一种价值,而反对另一种。可能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重合甚至对抗,如此,政治风险也不期而至。

这对于讲述人来说是很大的威胁,人们依然恐惧迫害、株连。对于很多1957反右的受害者,晚年安定和家庭晚景来之不易,他们避免对子女讲述过去,以便让孩子脱离异类的阴影。既如此,谁能说那个时代已经远去?

问:从这个角度看来,夹边沟依然是被遮蔽的,就像1949年以后所有的极权灾难一样。

艾晓明:中国的公共灾难,如川震校难学童、1989、文革、大饥荒等,其牺牲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纪念。民间纪念有,势单力薄。如胡杰先生有部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记录信阳一个小村庄,村民自己建了大饥荒遇难者纪念碑。汕头建了塔园(文革博物馆),原市长彭启安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和人脉资源,完成了这项意义深远的工程。但目前塔园压力很大,2014年的年度纪念活动被叫停。有人觉得已有建筑甚至可能被炸平。四川更不用说了,每年到5·12,发起集体纪念的家长都被稳控。7.28动车事故,或者上海大火都是一样的;不允许问责。

最糟糕的政府才害怕问责,有关逻辑潘恩在《常识》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没有最好的政府,权力不受监督政府就会干坏事。在有监督的情况下也会干,只不过会被发现,受到制约;那么它坏的程度、范围、危害就会小一点。

极权政府不允许问责,为了维系权力的高度集中,需要一套美好言词去统筹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话语控制人心,一系列反人类的行为也就畅行无阻。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心理是这样的,不要去讲权力者的过失,而要努力拥抱它,向它求爱示好。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就是以积极的受虐态度来换取生存保证吗?非如此无法得到内心安全,这叫什么事?

问:这部片子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艾晓明:在已有的关于夹边沟的影像纪录里,这部片子可能相对完整地记载了事件始末。我们要把造成夹边沟惨案的时代钉在耻辱柱上。我不能说做到了彻底反思,但它是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证言。

其实纪录片也不太适合把它高度理论化,那就没有故事了。直接读汉娜·阿伦特的着作,可以从理论上搞清楚极权主义。但具体到纪录片,我更关注的是人们的生活,他们怎么经历这一切?如何在绝境中求生?

显而易见,大多数亲历者都已经遇难。1960年底因“抢救人命”决策,明水一批劳教者获救。从那时到今天,夹边沟事件过去了56年。我能接触到的幸存者,堪称最后的夹边沟人(惨案亲历者)了。他们能替死者说话吗?也许能。但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只能说,大量的故事已经永远消失了。

我曾经试图想象一个人的濒死状态,从幸存者的回忆来看,很多人生前可能就失去了活的欲望。我们设想遗书、对家人的思念什么的,都是在正常状态下。而在夹边沟的极端处境下,那些被摧毁者的生命经验,或许无法由他人代讲。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真相,注定比幸存者所能回忆的更加惨淡。

做纪录片是跟人的生命故事打交道,我更关注这个。而生命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特别有魅力。例如对于死者,很多家庭都有后人返回夹边沟、明水,凭吊长辈;但能够把遗骨带回家者很少。这显然是难以办到的事,具体原因片子里有了。难得的是在天水采访到一位老妈妈,她往返一千多公里,千辛万苦迁丧,居然做到了。又有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为了生存只得改嫁。就是在城市里工作的医生,也是靠卖血才得到路费去探视丈夫。

我虽然强调了要论是非,但从纪录片的性质来说,我更关注故事及如何讲述。包括到外景地,重现大漠戈壁的生活环境。我希望观众有设身处地之感,然后才去想:我们要不要否定那个时代。

我和一些年轻朋友一起看片子,有时也会问:到时候把我们几个人关在一起,饿极了会不会互相吃,结论是肯定的。

问:片子里面你也问到劳教人员互相之间的折磨。

艾晓明:对,不同的人都讲到,参与折磨和虐待劳教者的,好多也是劳教人员。

我请他们讲,把这个情形解释出来。一般来说,大家都一样,天天劳动有什么好揭发的?管教不也看着你们劳动吗?受访者答说,你有什么抱怨他就要报告了。因为要挣表现,显得自己政治上更可靠。

这种状态在文革中我都体会过,那时不就是鼓励彼此揭发吗?互相揭发告密,这就是所谓文革的运作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我是我父亲的看守,我父亲也是我的看守;我也是自己的看守。他会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我也被别人教唆去监督他。

当文革结束我也成年,回想这一切深恶痛绝。它是如此的非人化,在当时我的非人程度可能还算轻,还不像薄熙来把他老爸肋骨踩断一根。那也是没那个本事,看上去温文一点,性质没太多差别。

问:我们看片子的过程中,感觉有几个场景是难以接受的,比方说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被惩罚得不到食物,整夜哀嚎,有人说他的声音像鬼在叫。

艾晓明:第二天他们发现那个人趴在沙堆上死了,嘴里还有没吃完的大便。我想他可能精神失常了。在极度饥饿里,也许他出现了幻觉,在地上抓起大便,把它当成食物了。

这仅仅是我的推理,其实我的经验对此无法解释。在完全非人的对待下,人们可以比动物相争更残酷。我采访的一位管教干部的孩子,他说他去看爸爸。爸爸就让犯人给他们去河里捞鱼。他们吃完鱼,犯人问,那个鱼刺你们还吃吗?他们不要的鱼刺,犯人就捡去吃。

现在连吃剩饭我们都不能理解,但是你想,劳教犯人会吃别人吐下的东西。在极度饥饿或接近死亡时,人的味觉嗅觉可能都改变了,我们无法以常理论之。

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你自己特别难接受,或者是印象很深的事?

艾晓明:不存在我不能接受的的经验,我只希望人们讲出他们的亲身经历。此外,即使有些话言不由衷,我觉得也是一种真实。不是说内容真实,而是那种不得不说谎的状态,这个也很真实。

我觉得对所有的经验都要有平常心,他说的话我赞成或不赞成,这一点也不重要。我们要记录一段生活,而不是要找给我点赞的人。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说,并不存在我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如果你要问我的感受,那么可以说,让我感到沉重或者有点难过的,是受害人依然要表白:我不反党,我爱党;我只是对某一件具体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这个做法。从人性来说,你不可能爱一个剥夺你父母生命的人。都这样了,你还用示爱的话来表白,以此作为前提;那除了恐惧还有什么呢?

我不能判断说这位受访人心里很恨党,口是心非。而是说,人们需要这句老生常谈来规避政治风险,这件事本身很可悲。这种态度同时规避了对悲剧原因和制度缺陷的反省。如果说你亲生父亲无端死了你也害怕追问,这里必定是有更重大的社会问题。

怎么说呢?就是当下的社会体制阻止人们去想,也内化成人们的生活态度,最好是不要再想这些了。从表面上看,故事变成某个单位的领导冤枉了当事人。但是,这个领导不是平白无故冤枉他,而是按照制度要求、意识形态的命令做。如右派数额的百分比,并非出自单位个人,而是党的决策,是最高领袖的指示。

那最高领袖怎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利?可以破坏几十万人的生活、剥夺几十万人的生命权、剥夺几亿人的思想,不允许任何人说一个“不”字?连把你的父亲的生命都剥夺了,你也不敢去想这个制度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制度实在是太……超级恐怖主义。

人类怎么会允许这种超级恐怖主义流行呢?匪夷所思。一部纪录片回答不了,但是它可以是一个诉求,把问题交给公众。需要大家来想,来求索答案。

问:为了拍这部片子你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比如去过多少次?

艾晓明:去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开始我还算,第一次采访、第二次采访,后来积累多了我就没有具体算。我是从2014年4月4号开拍,大概一到两个月会去一次。到现在,一年半都过去了。

这个作品要有足够的视听元素才像纪录片,不然就像访谈。比如说风的声音,五十多年过去,现在一些地方造林多年,周边大片农田,已经听不到原始的风声了。特别强大的风沙声音,我是跑了很远的路才录到的。我去了未被开发的沙漠地带,特别是在荒岭高处,才录到强劲的风声。我觉得,这种风声和他们讲的风沙之夜吻合。

还有如说零下三十七八度跳进雪里,很难呈现。现在全球暖化,一场大雪都等不到。但是多少要让观众看到冰雪,所以我春夏秋冬都去过。

片子里人物提到的地名我尽量去。比和凤鸣教授讲她去明水寻亲,那一条路我们重走了一遍。从她启程的农场到柳园车站,再到明水河老火车站下车。从那里去明水滩。我大致走了两遍。我希望人们在片中看到杨继绳先生讲到的情形,劳教绝不会送你去好地方;甘肃条件艰苦。事实上从河西走廊往敦煌,再到新疆、青海;戈壁荒漠何止一个夹边沟劳教遗址,又有多少英灵含冤死去!

我去拍外景是一个工作目标,也略微体会了环境的恶劣。这么多年过去,因缺水、干旱所遗留的戈壁荒滩依然寥廓。片中九十高龄的李景沆教授至今依然在追问:没有水源,没有种子,没有工具,把两千多人送到荒野里去干什么?进一步追问下去,我心颤栗:夹边沟惨案难道不是群体灭绝吗?谁之罪?这难道是天问吗?

问:这个片子是你拍过最长的,而且也是你第一次尝试历史题材?

艾晓明:是。我没考虑过要拍这么长,没计划过。后来剪辑时觉得有很多人的讲述太宝贵,干脆不考虑片长。先把内容做出来,再想是否合适。

这也许跟做研究的经历有关,指导学生写论文时我说:大家不要写理想的论文,只写你所能写出的论文。学生碰到的写作瓶颈就是太想做好研究,结果力不从心。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做不拍,这也许很功利,但的确是我的状态。因为我出一趟门不容易,老父亲生活完全失能,我要负责安排照顾;无法想走就走,也不能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所以每次外出都像和父亲的生命赛跑一样,既然出行了,回来也要有成果。

我的心态也比较自由,不就一家庭妇女吗?反正也做了若干年的拍摄剪辑,自己也能找出一条路来。

问:这一次在呈现方式上你有什么比较新的经验或尝试?

艾晓明:我觉得第一个,纪录片必须提供新的视听证据。有关夹边沟的故事,一方面要找到人证物证,去证明它是真实发生过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发明证据,必须找到当事人。结果我发现,很多惨案的证据在民间。人证俱在。我们的工作是去收集和保存,将它存入公共记忆。

我在天水看到一个家庭保存了他父亲的来信原件和明信片,真是非常感动。这就是视觉证据,它的证据效力也是文字转述做不到的。影片中还采用了很多家庭保存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音容笑貌揭示了被政治斗争所毁灭的生命形态。感谢那些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保存和提供了这些照片。

这些影像里,从年仅十八岁的小学教师到年富力强的民国法官,还有那些怀抱理想的管教干部群体,都是那么真实可信。他们是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变得具体,而右派、劳教者因此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感知和交流的生命形象。夹边沟农场所在地,现在是夹边沟林场,新添墩工作站则分属另一个农场;所有遗址的样态跟过去已有变化。影片中收集的遗址照片摄于不同的时间点,来自不同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

影片中也采集了新的影像证据,比如在过去的劳教农场遗址,作为场部的建筑都有一个三角屋顶,上面有一个五角星。劳教人员住过的老房子、农场所在地的地貌,很多都是去农场实拍的。此外也请幸存者辨认,找到跟当时的状态相似的外景地,由当事人对观众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挖个洞,住在里面”。

影片里故事的跨度不限于反右到夹边沟农场解散那三、四年,从夹边沟回到原单位,这些劳教者后来的遭遇、子女的故事以及获得改正的结果,也包括在纪录片里了。我最后决定将片名从“生死夹边沟”改为“夹边沟祭事”(这是拍摄的初衷,也是初剪的片名),因为这才是焦点所在。是的,影片寻找生前,聚焦死后;追问为什么我们要祭奠冤魂。

问:现在这些幸存者说起夹边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艾晓明:各有不同。有的人进入状态,有的人保持距离。比如有时人们会以第二人称“你”来讲述当时自己的经历,仿佛事不关己。那时的处境太极端,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连当事人也需要用第二人称来建立距离,把自己摘出来,以便平静地讲下去。

片子剪出来后,我和一些受访人一起看过。有的人觉得很尖锐很好,非常认可。也有的人会提出其他建议。我必须要感谢很多人,因此我也特别不希望人们因奉献而承担风险。任何受访者都不应该因为讲出真相而被追究,受骚扰。我没有能力保护老人们不受伤害,但是,回避苦难却是对所有人最大的伤害。这些,片中人讲得很充分了。

问:在拍摄过程中你跟这些幸存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艾晓明:我们是合作者,他们中不少人有强烈的愿望,要守护记忆,他们都支持建纪念碑。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压力,五七叙事和当代大量的苦难叙事一样,在夹缝中生长,十分艰难。对于年轻一代,也相当隔膜。

我的主要合作者张遂卿先生起到很大作用,他作为建碑人,一直在寻找幸存者、夹边沟遇难者的亲属。尽管有了很多文字记录,他依然不弃不舍地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这种守护和坚持太了不起了,他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我相信观众从他和片中人那里,已经看到了一座纪念碑的诞生。

问:你怎么看待这个作品可能带来的风险?

艾晓明:要是追究责任我愿意出来顶石头,我是影片的主要责任人。而其他人,每一位讲述者都是对社会尽责,这个社会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却要追究他们,那真太变态了。

具体会有什么风险,现在不好说。我也不太想这些,管它有什么风险,先把事做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甘愿为本片承担责任(话说回来,也跑不掉)。

最大的顾虑可能是老人家,因为我父亲已然是在最后的岁月。我也陪老人这么久,这是我唯一的顾虑,其他没什么。个人会经历什么都无所谓,比我优秀无数倍的人都在牢狱中。女权五姐妹贴个车贴都被搞进去了,像我做这个片子要被搞一下,也不意外。

纪录片工作者个人的命运,有待社会保护。个人保护不了自己,但观众、批评家、媒体都可以保护创作人的表达自由。当观众了解这个作品、与之共鸣,他们就开始保护记录人。我相信他们的声音会影响决策者,影响到执法人的价值观。也许这个信念太天真了,老实说我也很少想这个。

问:下一步你对自己的作品的希望是怎样的?

艾晓明:我希望在艺术上做得更好,在表述上有创造性。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资深导演,或者说是有经验的艺术家。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它的困难程度、挑战性不一样。因此每开始做新作品,我都是初学者的心态:如履薄冰,惟有努力。但做纪录片也超过十年了,相对来说我也有些自信和经验,如此而已。

呦呦鹿鸣|吃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这帮人到底图啥?

February 26, 2017

来自微信公号:呦呦鹿鸣(ID: youyouluming99)

“吃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这就是新闻人的本质特点。”

当一位老前辈在聚会上提出这十字总结的时候,大家纷纷赞同。对的,就是这样,不能更对了。

这个聚会有20人参与,都是曾经的新闻人,他们大都曾经有过震撼全国,甚至蜚声国际的新闻作品,直接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这十个字的总结是有来由的。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北京一家大企业的黑幕被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媒体挖出来并报道了,这家机构的老板首先怀疑:第一,这家媒体想要钱,他想要多少钱?第二,这家媒体既然在上海,没有通气就曝光出来了,肯定是上海那家同行竞争对手策划的,调查他们!第三,这家媒体是不是受到了其他方面的指示,有什么来头。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来头,也没有什么勾兑,就是记者发现了黑幕,然后曝光了。“这不就是我们本来应该做的吗?”总编辑说。

但是,企业百思不得其解:这帮人到底图什么?后来,他们各种折腾,追着骚扰媒体老总,甚至多次威胁要追杀总编。

在这位低调的总编眼里,这些行为都可笑得很。后来,有位巨富,被某家媒体调查报道了,就请这位总编去说情,也问:他们到底图啥?总编说:“事实在那里,他们只是去报而已。”

这个世界,哪里有那么多的“图啥”?

真相在那里,记者就会挖,正如有人问登山家:你们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登山?回答很简单:因为山在那里。

这个世界,哪里有那么多阴谋论?

人在这个世界,真的只有升官发财这两项追求了么?真的只有升官发财这两件事情可以让自己活得幸福?

并不是。


喝点南方接地气的酒,聊聊怎样才能有趣一些
升官发财可以让人满足,让人幸福,但是,如果我们只能通过升官发财得到满足,得到幸福,那么,就太无趣了,太不够幸福了,太行尸走肉了。

有品质的生活,和权力与金钱有关,但绝不只与权力和金钱有关。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我们可以因为升官发财而幸福,但我们还可以通过更多的点达到幸福。比如,自由的思想,比如,对一个真实细节的探索和挖掘。

不要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也不要谈什么“时代的瞭望者”,更不要谈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名”。只是因为真相在那里。而真相,是美好的一种。

挖掘真相,挖掘美好,其实就和北京那位几十年坚持修钢笔笔尖的老头一样,就和福建那位坚持非机械化耕种坚持自己育种的老农一样,就和日本那个十几代人坚持种一种桃子的家庭一样。看到那些种子,那些笔尖,那些桃子,墨水在笔尖顺畅流动,清风拂过稻尖,桃子压弯了枝头。

真实,是美好的基础。很多事情,很多美好,甚至仅仅是因为“好奇”二字而已。

俄国,一个我最不喜欢的国家,也诞生过一批令人尊敬的作家。其中有一位,叫做索尔仁尼琴。他在一篇演说中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你要是问他:你图什么?那么,大家一定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或者,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现在媒体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了,信息甚至已经把我们每个人24小时,包括上厕所、睡觉的时间都占用了,但是,如果我们细看,会发现,新闻反而越来越少了,真正的新闻,极为罕见、奢侈,独立的观点,真正的见识,也越来越少了。放眼望去,都是泡沫。

无尽的泡沫。

确实的,在座的20人,这些新闻界曾经奔波在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满怀新闻激情的人,现在,竟然没有一个在新闻界。养猪的养猪,卖基金的卖基金,卖家具的卖家具,放电影的放电影,当移民中介的当中介,贩书的贩书,当公关的当公关,还有个别更折腾的,去做公益了。

就是没人做新闻。


养猪的某君给大家带来了顺便养鸡得的蛋
但是,没有新闻了,并不是因为新闻人都不做新闻了,恰恰是因为不可能有新闻了,所以这帮子人才不得不不做新闻。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身处其中的人,个中滋味,唯有自知。

吃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大概只有喝下越来越多的酒,才能不去想为什么吧。

那什么,你们开心就好。我去给你们煮面吃了,万一你很有钱,又恰好要买家具什么的,记得来找我哦。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2月24日 下午 6:40

马来西亚:涉案朝鲜外交官,不出来就逮你!

February 26, 2017

2017-02-25
作者: 文木 安静

马来西亚警方2月22日举行记者会讲述案情进展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六,马来西亚警方向被列为嫌疑人的朝鲜外交官喊话,称若不自愿配合将会对其发布逮捕令。同时,警方也表示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致命VX毒剂不会给公众带来危险。

马来西亚当局本周六表示,如果朝鲜外交官不自愿与警方进行配合,接受与金正男遇刺案有关的询问,将会发出逮捕令。马来西亚雪兰莪州(Selangor)警察总局局长阿卜杜尔(Abdul Samah Mat)表示,在警方进一步行动之前会给出“合理的时间”让他到案说明。

本周三(2月22日),马来西亚要求44岁的朝鲜驻吉隆坡大使馆二等秘书参与金正男案件问讯。阿卜杜尔表示,如果有关人员没有进行合作,警方将会依照马来西亚法律发布通知,迫使对方面对调查小组:“如果他在发出通知后还没有出面,我们将会进行下一步,向法院申请逮捕令。”

路透社指出,有8名朝鲜人涉及该案,包括外交官。其中一名嫌犯已被捕,4人据信已逃回朝鲜,还有两人依然在马来西亚境内。

另外,警方还逮捕了两名女子。本周五警方表示其中一名嫌犯受到VX神经毒剂影响,曾出现呕吐症状。

阿卜杜尔也证实了当局本周三突袭了吉隆普郊区一所公寓的消息,这次行动和金正男遇害案有关。他也向媒体表示正在等待鉴定是否存在有害物质的化验结果。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当局发现了什么,但透露被送去化验的物质可能与金正男被刺案件相关。

警方指出,2月13日,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死于被列为化学武器的VX神经毒剂。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他遭到两名女性“捂脸杀”,作案人显然将这种杀伤性极强的毒剂喷到了他的脸上。

端传媒|七警案:中国舆论舞剑,意在香港司法?

February 26, 2017

2017年2月18日,有市民在七警案作出裁决后,参与游行表示支持香港警察。摄:Dale De La Rey/AFP
2月17日,香港法院宣布暗角打人事件的判决,涉案的七名警察被判入狱两年。宣判之后,香港警察、建制团体纷纷抗议,尤其是拿事件中先挑衅的曾健超仅被判处入狱五星期作为对照。22日,警方更聚集三万人集会,控诉司法“不公正”。

那么,雨伞运动期间不断支持警方、抨击示威者的内地媒体,如何评论这一宣判?背后又折射出何种针对香港的思路?

全平台出击制造舆论

从2月14日,七警被判有罪开始,内地媒体就开始关注判决。2月15日,以民族主义著称的《环球时报》报导了七警被定罪的情况。其中已要求轻判。

而从关注到发出铺天盖地的强烈声音,以几十篇评论、报导占据不少媒体的重要版面,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

17日判刑后,中国国内市场主导的官方非权威媒体纷纷跟进。其报导基调,大致按照“占中违法者被轻判,执法警察被重判”的思路。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机构,均保持了沉默。

18日,权威官媒开始发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博帐号“侠客岛”发表题为《警察入狱,占中者笑了,可香港未来呢?》的文章,评论七警案判决“令人泪崩”、“毫无道理”。不同于《环球时报》等民族主义报纸的直接,“侠客岛”的文章摆出整套说理、专业的姿势,围绕着香港司法体系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展开论述。文章之后附上了对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系教授顾敏康的采访,以“香港学者”的声音强烈质疑判决。这篇访谈,最后在2月21日以“警察被重判冲击香港法治”为题,在纸质版刊出。

其后几天,类似文章大规模爆发。从纸质媒体到微信新媒体平台,从微博到“知乎”,铺天盖地。新媒体平台是其中主力。《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的微博、知乎帐号先后刊发文章,如《香港七名警察被判引发的巨大争议的背后》、《从七警案看香港政治困局》;经营民族主义起家的官方或半官方网站和网络写手,如观察者网、“周小平同志”等等,也抢夺热点,先后发出《洋法官放暴徒判警员天怒人怨!中国最高法院应驳回》等评论,在微信和其他渠道疯传。

这次,连一贯被认为属“自由派”(尽管早已被“整肃”)的南方报系,也加入控诉判决的合唱。2月21日,南方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刊出署名“尹国明”的专栏文章,怒斥判决不公,等到警察大集会之后的23日,更有《南方周末》刊文《这是法治的恶例》,直指“香港公职人员的中国认同问题”。

这些媒体文章,只是乘七警案而起的冰山一角,背后是更庞大舆论建构。如果仔细观察,它们大多遵循了几条论述主轴。

用“你看看美国”为警队辩护
 
在各大媒体、网络传播的批判七警案判决文章中,用美国的例子为香港警队辩护,几乎成为写作起手式。

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的文章就说:“香港警察在‘占中’期间的表现,被外界形容为‘温柔如保姆’。在同样适用判例法的美国,警察对付违法者从来不心慈手软……如果有人胆敢袭警,哪怕是有袭警嫌疑,就很可能会被当场击毙。美国警察误杀了不少被错认为有袭警嫌疑的黑人,但因此被定罪的警察是极少数。”

其言下之意就是:“自由民主”的美国都有毋庸置疑的强大警权,香港人想要民主自由,为何“不学你们的美国爹”提升警权。“侠客岛”的记者采访顾敏康时,更是直接表露立场:“如果是在欧美地区,会出现这样的判例吗?我个人感觉美国警察对违法集会者执法是警棍直接敲过去的,对意图袭警者更是可以直接枪毙,警察哪怕是误杀也很少获罪。”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作者尹国明,也以美国作为例子:“这种袭警行为发生在美国,被警察当场一顿暴揍绝不稀奇,甚至被当场枪毙的概率也不小,美国警察可没有香港警察这么憋屈,在美国警察的执法面前,很少有美国人敢采取曾健超这种的挑衅和袭警行为。”

“搜狐网”的一篇文章则把“看美国”的论述倒向司法制度层面。作者说,香港的司法系统整天强调“不看政治立场”,但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政治立场非常明确,最高院大法官就常常因为政治立场争执不下。

《南方周末》则进一步发挥这条思路,其中写道:“许多人想当然以为在‘司法独立’之下,法官是超越党派与意识形态的、不偏不倚的。没有那样的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目前8位大法官,自由派与保守派各占一半,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观点都是截然对立的。”

这位署名“刘遵法”的作者还反问:“告诉我,哪一派代表了永远正确的法治声音?”

大力营造“港人抗议法院不公”氛围
 
像雨伞运动期间宣传“反占中”运动一样,香港本地建制派、警队等力量对判决的各种批评,成为内地媒体另一宣传要点。

《人民日报海外版》直接称判决“令人泪崩”。其报导写到:“判决之前,香港法院外便聚集大批民众,举着‘警察抓贼是天职’‘占中暴徒要收监’‘天地有正气’等标语,高喊‘警察无罪’等口号支持7名警察……香港导演高志森因不满判决,公开斥杜大卫是‘狗官’……”

又如曾以“中华帝国主义”自居、获得过习近平接见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在其文中说:“英国籍法官的胡作非为,已经引发香港人民的滔天怒火。今天五万多人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法院的无耻行径!”

警察集会之后,《环球时报》等媒体立刻予以报导。《环球》的文章,以《香港警察昨晚集体行动!只能用震撼两字》,其中大幅引述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的言论,还强调特首副官刘志堂、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何君尧、葛佩帆和叶刘淑仪等人“纷纷到场加入声援队伍”。共青团中央等拥有新媒体平台的机构也迅速贴出集会现场视频,和之前的“保卫香港运动”等视频并置。

香港街头与社会中的一系列展演,一句句话、一次次发言,迅速被整合、拆分、统筹,成为了一整套“香港人民对判决感到愤怒”的系统宣传。

重点聚焦外籍法官问题
 

“白人入侵中国”的论述,一直和香港的殖民地历史缠绕在一起。在这次的宣传攻势中,无论是谈论美国警权,还是宣称香港民众愤怒,全部文章在最后都指向了主审法官杜大卫的外籍身份。

“搜狐”刊出的文章,从匈奴入侵讨论到安禄山,用《左传》的文字定下了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三岁小儿也懂,但在香港,司法大权可谓掌握在一群外国人手中。”作者说:“香港的外籍法官上任时也需要宣誓,但他们被假发包裹着的脑子在盘算着什么,官袍之下的肚肠在打着什么主意,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周小平甚至在最新的文章中,把曾荫权被定罪,也视为外国法官的阴谋:“如果说香港法院审判抓捕港毒分子的香港警察是挑战法治底线的话,那么香港法院审判香港特首的行为就是赤裸裸地挑战中国对香港的治权底线。中国特首竟然被英国国籍的法官审判了,这简直是自1997年以来最荒诞的一幕。”

曾荫权案的主审法官,其实是香港华人陈庆伟。然而这不影响种种矛头继续指向法官国籍问题。

不光是英国白人,身为少数族裔的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也变成了周小平等人口中的“脑满肠肥的英国法官”,架上刀笔审判台。其姪女于2010年的袭警案件、其在“双非”问题中的争议,在文中被当做“挑拨矛盾”和以权谋私的典型,加以道德鞭挞。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则一锤定音地说:“香港的法律系统很大程度被英国法官和港英政府培养出来的人士把持……让外国人掌握着司法权,这种情况,搜遍当今的全世界,都难得一见。”

试图重新论述主权
 
这些评论文章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结构,在“美国经验”、“民众抗议”和“法官国籍”几大部分之后,都会转向“英国遗留的外国司法制度搞乱香港”的最终主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借助在香港的法律系教授顾敏康的采访,把这次问题上升到“冲击法治”:“大量外国人担任法官现象,容易导致香港的司法独立,变成只是相对于中国主权的独立。如果没有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治权的回归,那么主权的回归也就有很大的泡沫成分。”

在这种论述中,“法治”之所以遭到冲击,是因为“法治”必须绑定主权,而外籍法官的存在,令主权是否能够在香港施展受到了威胁。《南方周末》的文章评论道:“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籍或双重国籍。为了主权平稳过渡,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均可留用’。长远看,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

顺着这一思路,舆论矛头已经多少转向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很多文章都试图讨论: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应该如何在司法制度上体现出来,主权又应该如何包含“治权”……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以“单仁平”为笔名的评论文章中认为要坚持一国两制,但他认为一国两制“是确保香港回归祖国实现平稳过渡的政治安排,而不是为了从回归的那一天起就把香港往远离国家的方向拽。”

周小平的文章则激进得多,结尾句是:“或许是时候结束当初权宜的一国两制了!”

然而他随即被微博上的共青团官媒《中国青年》杂志批评:“临小乱(遇到小麻烦)而妄议基本国策……发言要慎重!”周这篇文章的原文,之后已无法打开。批评者的发言,现在也只剩下网民截图。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侠客岛”还是《南方周末》,都有意无意地提到了律政司,似乎指责律政司在反占中、司法审判上不作为。如《这是法治的恶例》一文中即提到:“占中过去两年了,律政司起诉了几个破坏社会秩序、毁损公私财产的‘占中’组织者?至于‘占中’后面的大玩家,就更不用提了。”有向律政司施压的味道。

大陆网民如何反应?
 
不用说,在民族主义媒体平台上,读者留言基本一边倒支持声讨法官。《环球时报》文章下,读者留言说:“一个外籍法官,一纸荒唐判决搞乱,一个香港一个中国,好便宜好阴狠好卑鄙!不坚决反击,亡国不远”、“为什么中国的领土上要用英国鸡的法官?”、“和七警同在”、“要设立侮辱公职人员罪”。

然而在网上仍有不同声音,“侠客岛”的微博最热回复的前几条,是“这才是法制国家的表现,公民有权表达不满,权力机关不能滥用职权”、“对比评论一下雷洋案的警察与香港这些警察?”直到23日下午,这些回复还没被删除。

在知乎,尽管大部分描述事情经过的回答都被删除,但仍有答主贴文介绍判辞,试图论辩为何“不能用警察打人这种话笼统地描述事件”,答主提到七警中有人望风,属于有计划有目的行为:“这种情况不是一般的恶劣。所以律政司用了袭击罪这种适用于一般人的罪名而不认为警察是在执行公务。”

甚至在《环球时报》的读者中,也有人说:“撇开对错,香港确实是依法治港的地区,要换别处,打了白打。”

七警案的两地舆论布局
 
内地舆论对七警案的讨论和对香港司法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派:“统制派”和“激进派”。

“统制派”如“侠客岛”、《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他们小心翼翼不越过一国两制框架下,挑出法官问题,但止步于此,不进一步触碰《基本法》和其他制度。

而这次舆论布局中,则涌现出了大批“激进派”。其中一些,是曾经与“自由派”论战过的“毛派”,他们直接要求重新定义主权,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制度提出质疑,甚至其中有人已经成为《南方都市报》等传统报刊的撰稿人。

直到如今,除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之外,像新华社等传统权威喉舌,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官方声音(他们多是转载“侠客岛”的文章)。“统制派”在舆论场中扮演着传统权威官媒的角色。他们并不主动打压激进派,而是放任对方的文章传播。只有在明显发现后者触及“一国两制”等议题时,才稍加制止。但文章已经传开。

而无论是何种舆论,其语言都一反以前中共官媒的官腔,愈发“亲民”,以年轻人更熟悉的语言,对杜大卫和“港英余孽”嬉笑怒骂。甚至在《南方周末》文章中,已经出现了诸如“我特么也呵呵了”这样带有隐藏粗口的鲜明网络语言。

总结起来,七警案之后,大陆网络上似乎卷起一场舆论风暴,一切矛头,都指向以外籍法官为代表的香港司法制度与“殖民遗存”。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类似“占中”时发生的,主动抓捕“唱反调”人士的行动。但如此大规模的舆论造势,和香港本地建制的舆论和动员遥相应和,他们最终想走到哪一步?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

2017年2月25日 上午 12:34

文三娃:那些脍炙人口的爱国事故

February 2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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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区域法院判决警队七名涉案警员袭击致示威者身体伤害罪成立,因主审法官的英籍身份,在大陆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京城著名红二代、在新浪微博有94万粉丝的蔡小心先生公告,他将为实施殴打法官行为的勇士出资1万元人民币。

蔡小心悬红

蔡动议得到激烈响应,截至2月23日, 蔡小心、侯宁、高宁、翟秋明、斯麦尔博士等新浪认证微博主认捐额总计达14万,打手如从内地遴选,应该可以头等舱往返了(如果打人后能顺利脱身的话)。

众筹殴打费

2016年10月份,蔡小心先生还有过一次悬红,承诺只要把香港“叛乱”议员郑松泰弄成植物人,他将捐出一万元人民币。

悬红将本港议员打成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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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九一八的言论九一九才火。

乒乓球运动员王楠与丈夫在微博上的这段对话,在2016年9月19日引爆网络,令举国沸腾。

“放水爱国”不是段子,但一定会被收录入当代成语。它出现在乒乓球国手的家庭生活里,并不是偶然,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体育项目能跟乒乓球比,高手多如过江之鲫,哪怕是奥运会这样的顶级赛事,有时候冠军不是靠自己拼搏的体育精神,而是要靠队友“放水”的团队精神,金牌跟个人的汗水分不开,但在派谁都能拿冠军的情形下,谁能笑到最后,就与选手跟领导,或者说跟组织的亲密程度,更加分不开了。

王楠随后解释,“放水”是郭斌十几年前的行为。郭亦直陈,虽然解气,其实没用。我的理解是,这对夫妇是意识到该行为的偏激,“咱得多方位加油”的表述,也算真诚,但这个帖子,依旧映射出相当数量的国人,心存的戾气与仇恨。

2017年2月23日,这张朋友圈截图引爆了新浪微博。

大量转发评论

特意给日本病人少打麻药

网友 @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 联系上了当事医生,这位“刘医生”随后委托他发布了这份信。

当事医生的道歉信

苏州某私立医院牙科医生刘某在道歉信中写到,这是个恶意的玩笑,她感到深深的歉意和自责,希望大家原谅,也希望得到那个日本男生的原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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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理论上正常化以来,暗战或明战不光出现在荧屏里的抗日剧,也出现在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至少从爱国群体激发仇恨的能力看,中方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因“慰安妇”等旧账,中国民间从来不乏公开宣称赴日狎妓,为国争光的壮士,日本国的风俗店,对来自中国的恩客,显然会有行业性的抵触。以至于有大量故事流传:雄赳赳气昂昂开赴东洋的男士们,在sa ku ra, sa ku ra的《樱花歌》声里,一把扯开了姑娘身着的和服……但故事的结尾总是从悲壮到忧伤,最大的哏儿就在于姑娘的老家,要不是松花江畔的东北,要不是黄浦江畔的上海。

“为国放水”和“涉日拔牙”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日本国的旅游业,对来自中国的房客,日本国的病患者,面对中国医生的手术刀,怕都是要心生敬畏了起来。

观摩了红色将领后代、体育以及医疗工作者的爱国表现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文艺界。

牛犇剧照

2016年上映的『我的战争』,票房如何未知,但其2分钟宣传片里的这个桥段——不需要护照,“我们是举着红旗进的汉城”,确是对朝鲜半岛的原住民,充满着征服者的骄傲和对被征服者的轻蔑。

田华剧照

牛犇先生举红旗,田华女士开坦克,都很有画面感。

49建政后培养的文艺工作者群体,从价值观上看,总体在下意识躲避现代文明。不论老中青少,大部分人的审美水平,最高点都停留在了“阳光灿烂的”血色浪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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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了名流,再看看无产阶级普罗大众的表现。

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的南海仲裁案后,河北省乐亭县7月17日某洋快餐店外的出现了这一幕。

抵制肯德基现场

我把这段1分零8秒的视频对话做了记录,作为当代爱国运动的资料存档。
(点击以上文字可见视频,youtube 须翻墙)

堵门者:小哥,你们好,你们是去肯德基吃饭去?

小哥们:是。

堵门者:现在的年轻人啊……你们知道美国和菲律宾要侵占中国的南海呗?

小哥们:嗯呐。

堵门者:嗯呐。现在如果你们吃肯德基的话,将来美国、菲律宾侵占中国南海,跟中国打仗的话,扔到中国的每一颗炮弹里都有你们赞助的钱。你们看是去吃好还是不去吃好?中国有的是好吃的,为什么要吃他们的东西?作为年轻人,有点爱国的意识没有?如果不吃这东西(肯德基)会不会死?

小哥们:……

堵门者:我们这么简单地一说,你们看是吃还是不吃?你们哥几个表个态吧?如果现在止住的话,还是个爷们儿,还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如果进去的话,将来美国、菲律宾找中国打仗的话,(你们)都是汉奸。

小哥们:走吧,走吧,撤。

堵门者:呃,走的都是好朋友,走的都是中国人,将来,未来的中国都是你们的啊。

(此处应有经久不息的掌声)

阿里巴巴去年收购百胜集团部分中国业务,其中就包括肯德基。目前很难判断广大爱国群众将如何评价马云,是连带阿里巴巴一起抵制呢,还是逼迫马云把肯德基本土化,统统改造成“乡村基”。

在乐亭堵门肯德基的人民群众,很显然跟2012年抗日运动时是同一拨,均为原教旨爱国主义者。

但堵肯德基大门的,无论是横幅还是言行,显然温良恭谦让了太多。

2012年时,口号强悍霸气,行为暴力血性(西安那副砸烂日系车主颅骨的U型锁,已经被永久收录入群众爱国运动史)。

名义上是抗日,但美国人也没被放过。

作为时任美国大使,骆家辉也成了“陪斗”对象。

骆家辉的车被拦下

武警以及便衣安保人员随后将抗议人群隔离

几十名举着旗子的抗议者袭击了骆家辉的座驾,车体受损,最终在安保人员的护卫下才退缩回大使馆,侥幸躲过一劫。

有了蔡小心等先生女士悬红揍人的事例,人们不由得会想到,这些袭击骆家辉的爱国者纯属自发,还是重赏之下的勇夫?

2012年反日游行

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

这样的口号,至少可以看着是令对手心理崩溃的精神原子弹。

苏格兰公投那会儿,据说当地爱国群众打出了这样的口号,显然是在向大洋彼岸的中国同道们致敬。

宁可英伦不长草,也要保住爱丁堡;哪怕英伦遍地坟,也要杀光苏独人

台湾伪当局年初搞大选时,爱国群众也传送着类似的口号。

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台湾岛;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拿下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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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吃肯德基是为美军送炮弹的说法,让我想起了自己经历过的两件事。

2015年我还在凤凰网工作时,某天开完选题会,大伙儿去了单位附近的望京国际吃日料快餐,向保安大叔打听具体位置。大叔一边指路一边教育我,“去吃小日本?你们每吃一顿就给他们贡献两颗子弹!”

我辩解说这店多半儿是中国人开的,大叔反驳:“还算中国人?!”

后来发现,这顿饭果然又贵又不好吃,还伴随了一股卖国的味道。

我头一次差点被同事胖揍,是在沈阳的一个酒吧里。那一年美国发生了911,为此喜大普奔弹冠相庆的亲朋好友并不少。

我险些被开瓢发生在7天后的9月18日。

忘了为啥就聊到了国际问题。我就插了一句话,“日本人里也有好人啊”。话音刚落,这位平时铁磁的同事已经举起椅子要砸我了,场面一度失控。

后来就长了心,在亲朋好友面前,一概不参与跟“民族大义”相关的话题。

爱国的姿态,可以很高尚,也可能很猥琐;仇恨的表现,可以很优雅,也可能很狰狞。

这些耳熟能详的“爱国事故”里展露的气质,东方人谓之“陋”,西方人也有类似表达,大概叫勒欧LOW。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2月25日 上午 1:26

余英时:真有儒家背景的人怎么会敌视西方普世价值

February 25, 2017

作者简介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人,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这跟真正的儒家——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

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所以我们要严格的分清,谁是真正的儒家,谁是借儒家来得到某些政治利益的“所谓”儒家思想。所以这些如果分清了,我们就不用犹豫,我们还可以继续讲儒家,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倡儒家对文化的看法,对社会批判的看法,以及怎样和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结合起来。

 

有一点我要在这里顺便提一提,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种种观念,作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怎么样传到中国来的?你若是研究历史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都是中国儒家自己搬来的。

当初最佩服西方这些法治、民主、普世价值的,其实是儒家。比如说薛福成,他就认为英美是中国三代以上才有的这个社会。所以康有为也就认为三代以上我们中国的制度是民主的,他把民主两个字用在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尧舜时代,那个时代不是靠世袭的,是传贤人的,谁做的最好,我们就选哪个人做领袖。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真正的儒家最初都是对西方现代的普世价值表示很高度的尊重的。比如说英国的法庭不许用酷刑进行刑讯逼供获得证词,这一点王韬(就是和理雅各一起翻译中国古典《十三经》的著名思想家,1997年去世)认为也是三代以上才能看得到(三代以后就没有了)的理想世界。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儒家背景的人,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是特别欣赏的。比如说陈独秀,陈独秀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创始人,可是他在南京坐监狱的时候,他常常说,他最佩服孔子的是有教无类不讲阶级的,他同时也佩服孟子讲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杀掉一个暴君不是杀君,而是杀掉一个最坏的坏人。所以这一类的说法他说中国的孔子孟子还是有许多东西我们要尊敬的,这是他在监牢里面说的,有记载的。

还有一个提倡民主最有力的人——胡适。胡适本身其实是儒家的,胡适想做的真正最佩服的也是孔子,现在大家都把“打倒孔家店”这几个字放在他身上,这其实不是他的话,这是四川吴虞的话,他不过是附和了一句,他当然对传统的言论上有过偏之处,可是基本上你看胡适的做人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所以在这方面讲,我们认为儒家的价值观跟西方现代所共同遵守的所谓普世价值是非常相合的,并不是处处相反的。

另一方面你再看,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反对民主的观念也很深,所以这些慢慢都可以克服的,这个克服以后,基督教只有帮助民主的发展,不会影响民主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儒家在大陆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很浅陋的问题,因为儒家的名声好,所以才被人利用,一利用以后就好像儒家都是他的,实际上你要看它怎么做,做些什么事情,这是孔子讲的,我要看人看其行,他怎么做人,这就能看出他是不是儒家。

儒家是宽恕的,道是忠恕,忠恕两个字,忠是尽自己所能,恕就是对别人采取宽恕的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如果一个党一个政府对一个给自己政策稍微有点批评的人,都要送到监牢里头去,那个还可能是儒家吗?所以我想辨别儒家还是不是儒家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千万不要被文字所惑,变成语言的奴隶。

中国数字时代 转自[外国哲学研究]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2017年2月23日 下午 10:08

朝鲜以罕见言辞抨击中国卑鄙、低级

February 25, 2017

2017年2月23日 美国之音

浙江宁波市一家朝鲜餐馆外悬挂的中朝国旗。 (2016年4月12日)


朝鲜官媒星期四以罕见的激烈言辞间接地抨击中国,称中国“卑鄙”,“低级”,“对美国随波逐流”。

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发表评论文章说,朝鲜试射“北极星-2”型导弹取得完全成功,“这一大快人心的壮举霎时轰动了全世界”,但“惟有口口声声标榜‘友好邻邦’的周边国家却说这不过是初级阶段的核技术、刻意贬低朝鲜此次发射的意义”。

朝鲜时而对中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但如此严厉地鞭笞中国则实属罕见。类似“肆无忌惮”,“卑鄙”, “口口声声标榜”,“嘴上动辄念叨联合国制裁决议”等等措辞以往大都只用在韩国和美国身上。

中国被认为是制裁朝鲜、阻止朝鲜发展核武项目的关键。美国总统川普也曾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朝鲜的外汇被认为有四成来自对中国煤炭出口。中国上星期决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停止今年内从朝鲜进口煤炭。官方的《环球时报》称这一措施“很有力量”。然而,署名“正笔”,标题为“卑鄙的做法、低级的算法”的朝中社的文章说,这不过是“小小资金的来路”,如果以为这便会使朝鲜无法发展核武器和洲际弹道火箭,这是“幼稚可笑”的。

文章还称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非人道”,是“肆无忌惮地采取非人道措施全面断绝了涉及改善民生的对外贸易”,说,这“实际上同敌对势力要搞垮朝鲜制度的阴谋大同小异”。

文章抨击中国“以大国自居”,但却没有政治主见,“对美国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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